说到文学艺术的创造，有个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名利究竟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曾经，名利被政治权势认定为邪恶，人们谈名议利色变，也不敢去从事创作，谁若奉命创作了一件作品，也多半署上集体的名义。更有几百年前的先贤写出了不朽的名著，却留下署名权问题让后世争说不休。当然，这些都有着各自的历史原因。

名利，是文学艺术创造的驱动力，并且没什么不正常。

世人总是劝导别人看穿名利，但往往自己都没法过这一关。事实上，能够真正在意识里超越这两个“神物”的人只是极少数。某地有位宗教领袖，生前因年事已高，不大接触外人，但有个年轻作家要写文化名人而去采访他，他却格外配合，热情有加，还主动赠其墨宝。遗憾的是，文章未出，大师已溘然长逝。另有一位诗词高手，在当地享有一定的名望，谢世之前竟嘱托某楹联专家为其撰拟了一副长联，极尽赞誉，更极尽志哀。老先生作别之后，追悼会现场及当地媒体自然少不了那副经过他生前认可的挽联。还有些名家到了一定分量，一些名利上的事情如果将其遗漏，他可能会从牙缝里挤出两句恶骂，一旦得知他大名在列，却又谦逊地说：“我有何能何德。”能够声称自己淡泊名利的人，都是多少具有一些名利地位的，并且是相对而言，能够彻底地与名利绝念，或许是在他们入土为安、思维停止了之后。更多的人不想名利，更不谈名利，是他们与这些东西相距遥远，甚至是连温饱都没解决的群体。

名和利，一般情况下是紧密相关的。离个婚，怀个孕，就不用说了，甚至是逛趟街，会个友，上回馆子，都会有狗仔队追踪，都会有媒体炒作，这种极致的人生风光与巨大的利益都是建立在名气之上的，所以，引来无数少女将其视为生命的最高境界。到个场，泼点墨，或者扯几句话，就能得到大笔出场费，这也成了许多文化人的向往，连没啥文化的“铁岭靠山屯的老大妈白云”也以文化名人自居，毫无愧色地在崔永元面前连连自夸。当某些明星大腕痛骂娱乐记者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蜷缩在京城的地下室羡慕不已哩。

这几年到几个地方讲文学，当地的报纸电视预告、现场的欢迎横幅和会标，等等，都未忘加上“著名作家”。有一回我在讲课中穿插说，这到底是为了吸引大家前来听讲座，还是为了让我高兴？真正的著名作家是无须“著名”的，比如鲁迅巴金等许多文学大师，人们不再称他们是著名作家了。未料，我此话未落，掌声爆起。我讲的只是实话，因为看重名利，才有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著名××”。

圣人说，食色，性也，名利亦如此。既然世人无法抗拒名利，就应该承认它的合法存在、合理存在，但必须是“君子爱名，获之有道”，绝不能像某凤姐和某露露那样暴取大名。作为作家，必须实实在在地经营作品，而不是靠厚黑学经营名利。

我曾经说过，过去多少年因为忙碌，自己无暇思考创作之外的东西。比如，每天上下班从文联门口经过，却几年没顾上跨进它的大门。很多年没想过去争取什么奖项，《诗廊漫步》多次再版和重印，我都没想到拿它到作家协会去参评文学奖，在我第一次获得散文奖之前，不曾主动向任何机构申报过一片纸。但这并非想表明自己具有多高的境界，除了无暇顾及，除了那时不大看中奖项，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不知道自己写到了一个什么层面。相反，这些年受到种种关注和鼓励多了，心态上倒不如那时平和。尤其是看到有些人轻轻松松发作品，轻轻松松获大奖，轻轻松松“著大名”，总有点愤愤不平。但有时静下心来想想，觉得大可不必“与自己过不去”，有些现象是改变不了的，如果自己想“冒尖”，唯有写好自己的作品，不抱侥幸心理，更不抱投机心理。从这个角度看，未必不是好事。

文学之路不存在创作之外的捷径。要想成功，就不要管别人靠什么风光，只有自己沉下心来，努力写出读者真心认同的“硬通货”，以作品服人，才是正道。（任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