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间传奇的经典范本

莫言先生最为成功作品之一的《红高粱家族》作为电视剧《红高粱》的创作蓝本，原著的精神实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和彰显，我以为，这也是这部电视剧最终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祖籍山东高密的莫言创作的这个原著故事，就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国民间传奇故事的众多本质特性，而到了由另一位山东作家赵冬苓改编的电视剧故事里，这些民间传奇的特性又得到了很好的保持。尤其是今天，在中国电视荧屏上充斥着抗日神话、穿越奇谭和古怪文化语境下，《红高粱》这个故事虽然拥有深厚而长远的品牌效应，但又不能不说，它的出现还是显得有点儿“独特”。

整部长达60集的剧集，分为抗战前和抗战后两大部分，虽然剧集可以用“抗战”来划分，但我们看到，抗战故事并不是剧集要表现的最重要内容，而若放下抗战内容，《红高粱》其实是为当下观众描绘了一大段从1930年到1940年接近10年间山东高密县的民间市井传奇，以九儿为核心的单家，以余占鳌为核心的土匪和以朱豪三为核心的高密县衙，构成这个民间传奇的三大支柱，从某种程度上说，由这三根支柱支撑起来的这个大故事又几乎与当时的国家是间离的，除了间或偶尔插入一些青岛或者济南的元素，《红高粱》始终在全力挖掘这三根支柱之间的人物关系的戏剧性潜力，即在这个几乎封闭的故事里面，又能呈现出非常生动、非常精彩和非常传奇的另一面。

在由单家、土匪和县衙这三根故事支柱撑起来的高密县里，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几乎所有阶层、所有人群的众生相，更看到了这些阶层和人群在长达10年时间里的相互关联和相互转化。土匪头子余占鳌，本是出身赤贫阶层的杠夫，他和他的弟兄们从一群叫花子一样的打工者，创业成小本生意的合伙人，再揭竿而起，成为了占山为王的大土匪，推动他和他们的不只是生计的压迫，还有深浸的民间文化，正如山东的民间，既受孔孟之道的教化，又有水泊梁山的基因，也只有在这种充满了性格变量且适时会向不同方向爆发的人格与文化的基础之上，传奇故事才能找到它深厚的土壤。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红高粱》中重点打造了一些源于山东民间的经典文化桥段，如颠轿和祭酒神，等等，较之当年的同名电影，这部剧集做了更为细致的考究和更为细腻的展示，随着剧集的播出，那“好酒！好酒！”的豪放歌曲也再度一次次将观众带入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最切近地体验到中华民族那种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

可以说，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按着自己的方式活着，亦按着自己的方式处理着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无论对与错，他们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张扬的个性，即使是余占鳌那位贫苦无依的干娘，都被剧集赋予了强烈个性，所以，由人物个性和人物关系而衍生出来的故事情节也自然而然地具有强烈的传奇性，使看起来相对封闭的高密县，却拥有一个能量巨大的故事系统。

感天动地的中国女性悲情史诗

作为已经被小说、电影和无数文艺形式塑造过的“红高粱”故事的核心人物戴九莲（九儿），将这个故事牢牢地系在女性史诗的桩子上。到了这部电视剧里，《红高粱》作为一部具有民间传奇特性的女性悲情史诗的属性又得到了进一步生动和丰富，可以说，对九儿的喜爱，是本剧主流观众日日按时追看的主要诉求之一。

高密县破落地主戴老三因吃喝嫖赌而败尽家财。最后穷到典妻卖女维持生计。本剧第一集，天真的九儿带着所有观众亲眼目睹了被父亲出卖的母亲自挂于别人家房梁上的惨状，大哀大悼就在那一瞬间以不经察觉的方式感染悲恸了所有观众的心，从此之后，九儿的命运其实也被送进对注定悲惨命运的抗争中。

在张艺谋拍摄于20多年前的那部同名电影里，因为篇幅局限，九儿的家世无法得到充分展示。这一回在电视剧中，虽然也只有几段简单的铺垫，但那种被打到谷底的伤心欲碎，其实引导着观众最大程度地与美丽的九儿姑娘一起走上一条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之路，它借力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对弱者自然而然的同情之心。

我相信许多观众会与我一样，在看到剧集最后，看到九儿为了掩护自己所爱的人，引导一群日本鬼子走进“高粱酒阵”玉石俱焚时，潸然泪下。这个美丽、聪明、深情的女人，一步一步战胜了命运压给她的所有不公，最后仍然面带微笑、无所畏惧地选择以如此壮烈的方式结束生命，清晰流露着她内心深处可以超越生命的大爱。九儿是整部剧集“真善美”的化身，她用鲜活的故事向观众传递着向上向善的崇高价值观。在残酷的社会现实、封闭的文化环境和危险的反侵略战争里，将其铿锵的人性美、无畏的民族观和阳刚的生命力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可以说，九儿牺牲的画面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而良知与热爱从来未曾泯灭的伟大民族的图腾。

民间抗战的生动人物群像

从严格意义上说，电视剧《红高粱》算不上一部样式标准的抗战题材作品，尤其是与日本侵略者直接相关的内容并不占剧集的大部，但它在挖掘“民间抗战”题材方面却称得上独树一帜，别有洞天。

抗战内容在《红高粱》里的作用，有如向已经滚烫的热油里直接投入一颗火种，使其从滚沸瞬间变成燃烧，甚至是发生剧烈的爆炸，这要得益于剧集在前半段就成功立起了一系列形象生动、性格丰富和关系复杂的主要人物，可以说每个人物都有故事，每个人物都有戏，每个人物都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但更主要的是，每个人物都非常之接地气，他们的脸上都写着“不平凡的普通人”的显著烙印。

从莫言，到张艺谋，再到郑晓龙和赵冬苓，他们对余占鳌和九儿这样一对曾经隐身在高密东北乡的大爱大恨、大悲大喜的男女主人公皆有着深刻的热爱，看得出，电视剧里的这对主人公，正是小说和电影里的两个人物的有机延展，电视剧的创作者们用更生动的形象和更复杂的故事大大丰富了这两个早已为中国人喜爱的人物，这一点是这部电视剧获得如此成功的最重要基础。

除此之外，电视剧《红高粱》还能够平地建楼地成功打造其他一系列重要人物，如个性保守骨气奇高的酿酒师傅罗汉、外表淡定内心火热的大少奶奶淑贤，初为柔弱后来勇猛的革命者张俊杰、内平匪患外拒日寇的县太爷朱豪三，还有大土匪花脖子、土匪妹子灵儿、丫鬟出身的恋儿，等等，这一干人等，个个都身具鲜明的阶级和性格代表性，他们的个人命运虽然不尽相同，但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张扬的个性是相通的，都是非常感染人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荣光饰演的民国县太爷朱豪三，他治理高密多年，虽然对余占鳌为代表的底层人群，怀有一肚子的歧视观念，但其为官之廉洁，对传统儒法道德之敬畏，亦同样令人刮目，所谓中国传统文化里士大夫遗风莫过于此。

清贫而古板的县太爷朱豪三，不甘国土沦丧，率部奋起抗争，最后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其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和威武不屈，不但令今人对从前那些为民族解放而死的先人们满怀敬意，更能让人忆昔思今，两相对照，唏嘘不已。

爱国主义，是最后统辖《红高粱》中所有人物的主脉，虽然在各个人物的过往经历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有的甚至不共戴天，但在中华民族危难时刻，即使是朱豪三和余占鳌，最终也能兵合一处，共御外敌，可以说，朱豪三和余占鳌身上富含的复杂而生动的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初时令人惊奇，再时令人敬佩有加，终时令人受到长久之感动。

一流的创作班底、一流的表演阵容，以及一流的制作保障，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精品之作，但真正让这部电视剧作为文化产品可以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根源，还在于它自觉地遵循了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中来，以人民为主角，为人民服务的创作导向，完美地用一个历史故事诠释了“中国梦”的核心主题——爱国主义精神，使之亦能充分承载起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精神追求。

斯事已矣，斯情长在，感动人心，激荡天地。（司马平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