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沈从文（1902.12.28-1988.5.10），我们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边城》，如同一种集体记忆。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人，大 多不会忘记曾经的“沈从文热”，似乎在一夜之间，人们猛然发现自己身边居然还活着一位文学大师。在此之前，大师在搞文物研究，跟文学关系不大。不过，在搞 文物研究之前，大师确实在写小说，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只不过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罢了。

中国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曾说过，他最喜欢两个作家，国外的大仲马和国内的沈从文。我们大多数人知道沈从文，也都是因为他的小说。

若以新中国成立划界，成立前，沈从文是一位影响很大的文学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其成就当以《边城》、《湘行散 记》为高峰；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心置于文物间，甘于寂寞，潜心研究，一跃成为文物专家。那部受周恩来总理嘱托而精心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堪称服饰 研究的扛鼎之作。

一个文学大家不写小说却突然去研究文物，曾令很多人迷惑不解，而且永远成了一个难以说透的谜。沈从文曾说：“我仿佛不知道做哪一个更适合自己。 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项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他的学生汪曾祺则说：“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 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其实，我们没必要继续纠缠沈从文为何要改行，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虽是半路出家，但自从转行做了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和坛子、罐子、绸 子、缎子打交道近四十年，其间的专注和投入并不比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时少，对文物的鉴赏和积淀的艺术观同样是大师级的。这本《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就是沈从 文先生有关文物与艺术研究的文集，收录了他的“另一半”创作：鉴赏文物的心得和对艺术的感悟。包括四十几篇笔记、随笔、讲稿和学术文章，涉及器皿、织锦、 服饰、书画等，还谈了个别地方的民俗文化。从中不仅可以饱览丰富多彩的文物考古艺术，也可寻觅沈从文离开文学圈后的生命轨迹。

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一书中，作者或谈铜镜，或谈瓷器，或谈花边，或谈织锦，或谈穿着，似乎信手拈来皆成文。很明显，沈从文研究文论，非同一 般专家学术著作，绝没有刻意的艰深与古板，这显然跟他从文学领域转投而来有很大关系。正如汪曾祺所言，他将“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缜密中 自然透着生动了。也可以说，沈从文是借“玩物”以抒情，慰藉没有文学创作的寂寞日子。

在书中，沈从文行文常从大处着眼，总是将一具体事物放到历史与环境的大背景中，如“中国海岸线长，江河湖泊多，鱼类品种格外丰富。因此人民采用 鱼形作艺术装饰图案，历史也相当悠久”，接着便娓娓而谈鱼的图案艺术。研究中，他提出文史必须结合文物，以文物证实文史，而不能光埋在文献堆中寻章摘句。 他在行文上引经据典，大雅之言，乡俗之语，从头到尾说个明白，有时一文里竟引用几十部典籍。

有人说沈从文出现在史学界是一个异数，他改变了史学界经院哲学的倾向，注入了“乡下人”独有的清澈纯粹。文学家的浪漫生动，使他的文字呈现天然 的大化天成气象。读他的这本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不止是受教，简直如欣赏一种美，而这种美是与他的小说、散文一脉相承的，总有那么一种隔水听箫的凄清与空 旷。沈从文也曾说：美总不免让人伤心。

确实，翻看《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字里行间，隐约可以瞥见作为小说家或者说散文家的沈从文的身影。他以另一种方式，借着古物婉转地为他的创作还 了魂，这足以使人感到欣慰。或许，我们可以更单纯一些，更率真一些，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学着沈从文的样子，直接一头扎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文物世界。（何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