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跟钱钟书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1978年10月，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汉学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大陆，余英时作为成员，在大陆 约见了俞平伯和钱钟书，他们谈哲学，谈文学，也谈《红楼梦》；另一次是1979年春天，中国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钱钟书是团员之一。这一次， 余英时做了一次家庭宴请，交谈密集，交往渐深。

此后，似乎还有几次书信来往，钱钟书曾分两次将其《管锥集》邮寄给余英时。所以，余英时眼中的钱钟书，既有亲见亲闻，又有读书所得。钱钟书去世后，余英时曾撰文悼念，并多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钱钟书作出极高评价。

中国古典文化里面最后一个风雅之士。余英时曾多次说：“钱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里面最后一个风雅之士。”他以 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集》为例，认为钱钟书除了才高和勤学外，很早就受到前清遗老陈衍等人的影响，在学问上，继承的是乾嘉学派。叶恭绰曾批评钱钟书 的《管锥集》是“散钱无串”，可余英时却认为：“与其用不牢固的绳子把散钱串起来，不如让钱散置地上，一钱有一钱的用处，比想串钱却都遗失了好得多。”他 并且借用陈垣评价清人笔记的话“清人笔记像奶粉一样，现代人拿水一冲冲出一大碗，就是一篇论文”来肯定钱钟书《管锥集》的价值。

一个纯净的读书人。钱钟书深居简出，终日与书为伴，深究于学问；不欺下，不媚上。所以，余英时评价说：“他 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钱钟书1979年访问美国时，余英时跟他谈起做《毛泽东选集》编委顾问的 事，钱钟书只是淡淡地回答说：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余英时从钱钟书这种“淡然”的态度中看到的是不慕虚名、不急 于功利的高尚人格。谈到《宋诗选注》一书时，余英时说，书中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什么还会受到批判？钱钟书回答了两点：第一，他 引用《讲话》中的一段，其实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他是很用心写出来的。后来，余英时在回忆中说：“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他关于引用《讲 话》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用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是轻描淡写到了最大程度。”余 英时读1955年钱钟书写的《重九日雨》诗，特别是第二首的最后两句“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后认为，这样的咏怀诗，更能看出钱钟书心地的纯净 了。

“自负有之，但有分寸”。余英时认为，钱钟书才气高、学问大，因而，似乎比别人都大胆得多，很难藏得住想说 的话，并且心直口快，有时谈到与学问无关的事情，他被正义感所驱使，也会忍不住说实话。举例说：“我记得在我家聚会的一次，他当众对吴晗、冯友兰等人都有 坦率的评论，而且是外面的人不清楚的。”源于此，就有许多人认为钱钟书“自负”、目中无人。对于世俗之论，余英时说：“钱先生自负有之，但很有分寸。经 ‘钱学专家’火上浇油，便完全走样了。这对钱很不公平。”

另外，在余英时眼中，钱钟书在做学问上具有“精进不懈”的精神，“以读书为宗教，一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钱钟书还很懂得“自爱”，有“隐士”的一面，极具幽默感。（路来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