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的思想家荀子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表明官与民是一种船与水的关系，官民和谐则水流船行，官民交恶则水怒船翻。这一观点流传甚久，后世经唐太宗李世民的引用影响更广。不过，唐太宗有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可以反映出他对官民关系的体认之深刻。他说老百姓就好比自己身上的肉，割下肉可以填饱肚子，但是久而久之，命就没了。由此可见，唐代之所以出现“贞观之治”，很大程度在于李世民领悟了“民重君轻”的道理。

官民关系是否融洽，官员是清是贪，百姓心中自会有杆秤。北宋时，涟水军使米芾离任时，百姓感念他的清廉，以“万民伞”相赠，表达敬意。后人把米芾洗笔砚的池子称作“廉池”，赞颂他：“米公洗墨净心灵，留得清气满乾坤。”

贪官离任也期待得到“万民伞”以壮门面，很多时候都适得其反，不仅青史无名，反而遗臭万年。五代后晋宋州节度使赵在礼在任时拼命搜刮百姓，一时间民怨沸腾。他离任之际，忍无可忍的老百姓在衙门上张贴了一副对联：“早去一天天有眼，迟去此地地无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员干部甘做人民的公仆，官民关系变为干群关系，舟和水的关系变为“鱼水关系”。靠着这种“鱼水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掀开了官民关系的新篇章。

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视人民为父母。在大雪封山的路上，他忍着剧烈的肝痛，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当一位躺在病榻上的老人询问他是谁时，焦裕禄动情地说：“我是您的儿子……”

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为了藏族同胞的幸福生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天里，仍然为阿里的发展奔波不已，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阿里的贫穷，就是我们的耻辱。”

爱民者，民恒爱之；敬民者，民恒敬之。老百姓的眼里容不得沙子。相反，自觉脱离人民群众，甚至以人民群众为敌，干群鱼水关系就成了水火关系。

1991年，耿飚副总理视察甘肃陇东某县。晚饭时，招待所一时间人声鼎沸，告状的老百姓黑压压挤成一片，前来控诉对县乡干部的不满。干群关系恶化如此， 耿飚大为震动，当即召集省地县干部，讲了一个抗战年代的真实故事。50年前，也是在当地，耿飚任副旅长的某旅就驻扎在此，一个战士因严重侵害群众利益，按 照纪律理应枪毙。当地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纷纷跪下为那个战士求情，说共产党都是好人，求首长枪下留人，让他戴罪立功。当时耿飚反复强 调八路军的军纪，可是老百姓就是不起来，最终他含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故事讲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说：“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 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求情吗？”台下鸦雀无声。

汉代政论家贾谊说过：“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即便是最底层人民群众也不可轻慢欺侮，与人民群众为敌，或早或迟必定铩羽败北，胜利最终必将属于人民群众。（林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