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里，故乡的生活的确清苦。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人们远没有现代人的嘴馋，难道今天是在偿还以前的腹债吗？那时候逢年过节，不过割三二斤肉罢了，平时决不至于奢侈到沾惹荤腥的。记得年三十晚上，我连肉馅水饺都不愿吃，嫌嚼不烂塞牙缝。要么，满塘儿鱼肥藕嫩，为什么很少有人光顾呢？其实，事实给人以错觉。钓鱼是需要耐性和时间的。俗话说，性子急，不要看钓鱼。看钓尚且如此，钓者费时费工则可想而知了。生产队要早出晚归，偌大的故乡，会有几多闲人？那毕竟是个生产能力低下、人们疲于奔命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人口失控，一溜儿儿女嗷嗷待哺，心岂能静焉。谁会把心思注入天天擦身而过的清水塘呢？

我之所以能蹲在塘边儿钓鱼，多沾光于父母太宠爱的缘故。另外，我５岁入学，读书入迷。父母大字不识一个，自然望子成龙，唯愿儿女们学有所成，以弥补自己的缺憾。尤其是父亲，听说塘边儿安静，读书能读到心里，虽想撵我到田间干活，挣三五个工分，以减轻生活重负，但看到我背着书包出去，明知我会转眼抄起钓竿，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时至今日，每当我看到插有渔场招牌的池塘边，钓者气宇轩昂地亮出太昂贵太考究的渔具，呼呼啦啦地向外扯鱼，我丝毫不产生艳羡的感觉，倒生出腹诽来：是在炫耀你的渔具呢，还是寻求那份闲情逸致呢？在养鱼池里垂钓，能增添几多乐趣？那时候我和我的为数不多的钓友，随便伸一条竹竿，在事先拨开杂草的“钓窝儿”，悠然自得地抛丝入水了。钓竿在手，杂念皆无，人和鱼较劲，该算是一场公平的智力游戏。

人把思维潜入水中，鱼把狡黠跃出水面。饵脱鱼溜，是人的失败；而饵鱼俱获，岂不是鱼的悲哀？鱼漂怎样颤是大鱼咬钩，怎样摆是小鱼骚扰，什么时候起竿，都是颇有讲究的。这门学问可谓博大精深，亘古迷人，令帝王将相乃至山野草民，无不为之倾倒。吃鱼毕竟在其次了。兼之家里穷，炒菜是用油滴来计算的，钓来几条鱼，岂敢炸了吃？几乎是白水煮成汤罢了。有时我钓的鱼多了，父亲将鱼倒入门前的井里，戏谑地招呼大伙，一齐喝鱼汤吧。

钓鱼归钓鱼，书还是要念的。我之所以能在清水塘边儿，读完了诸多文学名著，说起来也是幸事。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有个远房长辈，曾当过县文教科长，满腹经纶，饱读诗书，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入监。他儿子比我年长两岁，和我光腚儿长大。或许是我读书的精神感动了我的伙伴，他便偷出藏在阁楼上的精装《水浒传》。

我如获至宝，百读不厌。常为出没于水泊梁山的豪杰们的英雄行为击掌叹息，暗想天下怎么会有人写出这般好的文章。转念想到，我所拥有的清水塘，虽不及八百里水泊的万千之一，可也芦荻萧萧，荷叶蔽日，一派郁郁葱葱，不失恢宏气象，似乎得到一丝满足。

我的伙伴陆续为我偷出《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等。还有一部《白居易诗选》，它几乎让我成为一名诗人。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岁月里，我还是被复苏的文学诱惑了，舞文弄墨，出了部诗集。究其渊源，算是塘边儿梦的延续吧。他为我偷书，也有交换条件。一是晚上到他家做伴。他父亲刑期未满，母亲另居，只有奶奶相依相靠。五大间两头有阁楼的房子，空荡荡的，冷清极了。我俩睡在阁楼上，平添几分热闹。我之所以愿意到他家住，除不断借书的原因外，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想法：我钓鱼，晚上可以到他家做了吃。他是独子，姐姐也有工作，时有接济，生活条件比我家好多了。起码，可以把鱼油炸了吃。白水煮和用油炸，味道太不一样了。

记得有次我俩在浅水的泥坑里，捞出不少虾米和鲫鱼，老奶奶把虾米鱼子搅在一块，在锅里连炒带炸，虾米和鱼子酥黄焦脆，异香扑鼻，我俩吃得津津有味。

多少年过去了，而今赴宴，动辄一桌儿珍馐佳肴，吃得排山倒海。若论及美食，和那次油炸虾米鱼子相比，仍无出其右者。

一缕余香留在心里，哪怕游子千里，愈会念及故乡之纯美，清水塘之甘醇。（杨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