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譬如一件艺术品，在它完工之时，除了与读者分享之外，总有献给谁的冲动。所献的对象则五花八门，反映着作者的情感与意趣。

父母、爱人、儿女、朋友，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献书对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丰乳肥臀》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在自序中，他进一步写道：“当我在稿纸上写下‘此书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时，我的眼睛已饱含泪水……此书不仅是献给我的母亲的，也是献给天下母亲的。”

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莫言再次谈到母亲对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影响，深情说道：“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对母亲的眷恋，溢于言表。

麦尔维尔将他的代表作《白鲸》“献给纳撒尼尔·霍桑，以表我对其才华的敬仰之情”。从1850年10月开始，两人同在伯克夏居住了13个月，彼此交谈、通信、阅读对方的作品，偶尔还到对方家里做客。霍桑就《白鲸》的创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终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流芳百世的伟大著作。因此麦尔维尔将此书献给亦师亦友的霍桑，也就顺理成章了。

学生献书给老师，固然常见，可反过来，老师献书给学生就难以理解了。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是中国最后一位帝师。他在《紫禁城的黄昏》的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落款更是谦卑——“他的忠诚与依恋的臣仆及教师庄士敦”。哪有半点老师的样子？没办法，谁让他的学生是皇帝呢。溥仪也礼尚往来地为庄士敦作序：“庄士敦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此书既出，预知其为当世所重必矣。”师徒二人，一唱一和，自鸣得意。

献书的对象一般是人，却也不妨是别的什么东西。大抵因为此物伴随着作者的人生，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如烙印一般不可消退。曾获第一届日本爱情小说大奖的原田舞叶养过一只黄金猎犬马契克，就在她成为作家前不久患癌症离世。马契克死后，她独自漫步在经常带着爱犬散步的街头，突然意识到——有朝一日，自己会写下与爱犬用生命交流的故事。于是，《只要一分钟》诞生了，讲述女主人公与一只狗催人泪下的故事，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马契克”。在作者眼中，马契克实与亲人无异了。

献书的目的或为感谢，或为致敬，可也有人借此发牢骚。我看到一部不知作者的作品，扉页上居然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及儿子，若不是他们，这本书两年前就该写完了。”可以想象，这位作者既要埋头写作，又要尽人夫人父之责，必是左右支绌，疲于应付，耽误了写作进度。故在大功告成之际，一吐郁闷之情，真是幽默得可以。

当然，也有对献书之事不以为然的。钱钟书就在《围城》的自序中写道：“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将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明为谈文，实则论政，言浅意深，由此及彼，不愧是文章高手。（年世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