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散文发展到今天，确乎愈益暴露出它与当代人精神脱节的疲惫，被文体定势的重负压得直不起腰。而其中最致命的，乃是思想的贫瘠、哲理的贫乏——无力洞观当代人生存困境的贫乏。这大约与我们民族不是长于哲学思维有关。是的，倘若一个时代的最高思想成果和理性智慧不能在散文中得到体现；倘若散文不能对时代和民族的灵魂状态加以思考；倘若散文找不到富于时代感的思与诗相交融的言说方式，那是没有创新可言的。为此，我也曾提出过新散文必须解决的问题，即渗透现代人生意义的哲理思考；形而下与形而上的融汇——走向象征与超越之途；继承传统并转化传统，创造新的语汇、节奏和表述方式。当然，散文的审美品格与思想品格同样重要，不讲究审美价值，有可能混同于哲学、逻辑学、文化学，那将是散文的另一歧途。散文必须首先是形象、意境以至有意味的形式。

我感兴趣的散文，首先必须是有生命之文。自从赫拉克利特说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朴素真理以来，人类开始懂得运动感是一切有生命的活物的重要特征。我对散文也有依此而自设的标准，那就是看它是否来自运动着的现实，包含多少生命的活性元素，那思维的浪花是否采撷于湍急的时间之流，是否来自实践主体的毛茸茸的鲜活感受。有些作家名重一时，甚至被尊为散文泰斗，其写作方式似乎是，写喝茶就搜罗关于茶的一切传说轶闻，写喝酒就陈述酒的历史和趣闻，然后加上一些自己的感受，知识可谓渊博，用语可谓典雅——不知为什么，对这种考究的文章我始终提不起兴趣，甚而推想它可在书斋中批量生产。对另一类矫饰、甜腻、充满夸张热情的“抒情散文”我也兴趣不大，它们的特征是，语言工巧、纤秾、绮丽，但文藻背后的“情”，则往往苍白无力、似曾相识，是已有审美经验的同义反复。它们没有自己的直觉和体悟，因而也无创造性可言。我真正喜爱的，是泼辣鲜活的感受，是刚健清新的创造性生命的自然流淌，是决不重复的电光一闪。这当然只有丰富饱满的主体才可能生发得出来。

这类散文的最强者，毫无疑问，是鲁迅。《野草》、《朝花夕拾》、《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那数不清的星斗般的篇什，到处都有源于生命和实践的感悟。它们是一次性的，只有此人于此时此刻才能产生，因而反倒永远地新颖，历久而不褪色变味。所以，我推崇并神往的，是那有如林中的响箭、雪地的萌芽、余焰中的刀光、大河里的喧腾浪花式的散文，那是满溢着生命活力和透示着鲜亮血色的美。这并非教人急躁、忙迫，去空洞地呐喊，而是平静下的汹涌、冷峻中的激活、无声处的紧张。

在人们的记忆里，散文的命运似乎没有特别坏过，也没有特别好过。讲起历史来，它的历史比谁都悠长而辉煌，一回到现实，它却总是没有气力与小说抗衡。可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急剧变动的生活赐给散文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今天，人人都可能有大量新的发现，提供比以往多得多的新鲜体验，从而打破僵硬模式的束缚，创造出开放的、新颖的风格。就散文自身来说，由于它的自由不羁，它可能是目前最便于倾吐当代人复杂心声的一种形式。日日更新的生活是根据，散文的形式特征是条件，两相结合，造成了散文迅速发展自己的空间。

然而，能否真正产生叩响当代人心弦的好散文，归根结底还要看作者有无足够的感应能力、摆脱传统压力的能力和辟创新境的能力。一句话，关键还在“说话人”身上。对散文创作来说，最要命的是，一拿起笔，传统散文的老面孔就浮现出来，熟络的老词句就不请自来。雨中登山呀，海上日出呀，流连苍松云海呀，怜惜小猫小狗呀……经典散文已经形成的固定视角有其顽固性，生活被它们分解成条条块块，以致我们身在生活中，却麻木不仁，只知循着它们提供的角度去收捡素材、剪辑生活。与它们符合的东西，我们能感应，对埋在水面之下八分之七的东西，我们无动于衷。这是多么荒谬的迷误。于是，生活的完整性、丰富性、原生性、流动性全都不见了。我们好像拿着一张网，鲜活的水和鲜活的鱼全漏掉了，最后只剩下了手中的这张网。

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一句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这是胡适先生的名言。也许，为了把大量被漏掉的鲜活还原回来，这种极端的提示，或笨办法，很能解决问题。难道不是吗？难道强颜欢笑、故作豪语、温柔敦厚、曲终奏雅之类，没有给我们的散文涂够浓厚的新古典主义颜色吗？一个个像是穿着笔挺的中山服正襟危坐，连跌跤也要讲究姿态优雅似的。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好像都有隐形规定。这怎能不使散文露出死气沉沉、病病恹恹的萎靡相呢？不来点自然主义的恣肆，不光着泥腿子踏进散文的殿堂，是不可能唤起散文的活力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意味着不顾原先说话的姿态、腔调、规范，只遵从心灵的呼喊，这就有可能说出新话、真话、惊世骇俗的话、“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实话，以及人人皆领受到了，却只有很少的人可以揭穿其底蕴的深刻的话。

看贾平凹的《说话》，至少会让你一愣：连“说话”这样习焉不察的事也可写成一篇散文，而且全然不顾散文的体式，不顾开端呀，照应呀，结尾的升华呀，有无意义呀，真是太大胆也太放纵了，真是只讲过程不问意义，到处有生活，捡到篮里都是菜。据说，《说话》是平凹在北京开政协会议期间接受约稿，在一张信纸上随手一气写下来的。为什么想到说话问题了？大约一到北京，八面应酬，拙于言辞的贾氏发现说话成了大问题，才有感而发的吧。这篇东西是天籁之音、人籁之声，极自然的流露，完全泯绝了硬做的痕迹，里面的幽默、机智、无奈，都是生活与心灵自身就有的，可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最佳实践。

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非漫无边际的胡侃，其精义全在于自由、本真、诚挚、无畏。我一向认为，精于权术、城府深藏、“成熟”得滴水不漏的人，是不大可能写出好散文的。或许他在很多领域都会成功，却唯独写不出一篇好散文。这是不是天道不公，或反过来说天道毕竟公正？

提倡“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不排斥开掘、提炼、升华的重要性。我们常说散文要有真情实感，原本不错的，但关键要看是什么水准的真情实感，从怎样的主体生发出来的怎样的真情实感。牛汉的《父亲、树林和鸟》，不是饱经忧患且充满悲剧感者，断然写不出来。感情浓到化不开、重到承受不起时，才产生了这样简洁、饱满、幽咽、滞涩的声音。父亲说了：“鸟最快活的时刻，向天空飞离树枝的一瞬间，最容易被猎人打中。”为什么呢？因为“黎明时的鸟，翅膀湿重，飞起来沉重”。作者庆幸于“父亲不是猎人”，可是猎人却大有人在啊。作者对生命的美丽和因其美丽而带来的脆弱满怀忧伤。那意思是说，纯真的生命是快活的，纯真的生命是不设防的，惟其纯真，惟其快活，就特别容易遭到践踏、伤害和暗算。作者其实是在为天真、善良、单纯的美唱一支忧心的歌啊。多么质朴的画面，多么深沉的感怀！作者还写过一篇《早熟的枣子》，也是寄托遥深。他说，在满树青枣中，只有一颗红得刺眼，红得伤心，那是因为“被虫咬了心”，一夜之间由青变红，仓促完成了自己的一生。作者说，他憎恨这悲哀的早熟，而宁可羡慕绿色的青涩，其中的寓意不也是令人痛思不已的么。

散文的魅力，说到底，乃是一种人格魅力的直呈。主体的境界决定了散文的境界。（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