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植根于土地，还是在古诗词中，芭蕉都能长出乔木之姿——尽管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这是怎样的乔木之姿呢？柱形身躯高三四米，丛生而不分枝，每每至夏，面浅绿、底粉白的阔叶间总是伸出淡黄硕大的花。再等等，成串而下的蕉，紧紧围抱在象牙形圆柱茎的周围。

更令我惊异的是，如此高大的芭蕉却也能顺应文人雅好，被制成莫名的盆栽。

是在六月吧，有人就选准了母株新发的幼株，最好是根系浅浅的那种，割下，为使根系不腐，切口还涂以草木灰，再栽入盆。盆土的排水性得好，沙子二成熟土六成，再加两成木屑。定植后少浇水。嫩黄嫩黄的新叶一出，方逐渐增加喷水量和日照时间。在文人看来，盆栽芭蕉最适宜置于庭院一角、墙边窗前、假山之畔乃至私人居室。

作家、园艺家周瘦鹃先生就很善于营造芭蕉盆栽的“文化意境”。周先生撰过《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说曾将两株芭蕉幼苗植入一紫砂长方形浅盆，栽入石笋，在蕉荫下还“聘请”了一陶质老叟，趺坐抚琴。对芭蕉的光照控制他也在行，能教芭蕉无法疯长，还说盆栽芭蕉，冬季移入雅室，就不难有常绿风情。

对于能否长高长大，芭蕉似乎并不太介怀，一直以来都生长得甚惬意。

芭蕉最迷人之处，我以为在于韵味悠长的“雨打芭蕉”。

清人蒋坦曾在《秋灯琐忆》里略记过秋芙种芭蕉的雅事。说是芭蕉叶大成荫，秋来雨声滴沥，教才子蒋坦枕上闻之，心与俱碎，只好蘸墨题句于蕉叶之上：“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翌日，雨霁，蒋坦竟意外地见到叶上有续语：“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无疑乃秋芙多情的戏笔了。

雨中湿润翠绿的芭蕉，浮泛幽光，不只教轩窗台榭尽映碧色。与其说开门看雨，不如说这点点滴滴，已然入耳入心，勾起世人尤其是感觉细腻的文人墨客的无尽遐想。多少年来，抒写“雨打芭蕉”的诗文车载斗量，我以为沈周的《听蕉记》最具风骚。

1921年，丘鹤俦所编的《弦歌必读》刊载了民间器乐曲谱《雨打芭蕉》，旋律明快悠然、空灵流丽，轻溢“雨打芭蕉”的神韵。童年，青年，我常常会聆听乡间器乐班子演奏《雨打芭蕉》。及至上山下乡，自己在农场栖居的那间简陋的二楼东屋，窗外楼下，就是大片的芭蕉林，雨打芭蕉常有。当时，我常习二胡，也奏《雨打芭蕉》。其时国事混沌，本人胸无宿墨，又前途迷茫，只凭直觉体味雨打芭蕉之美，对其文化意蕴是不甚了了，当然也生不出缕缕文人之思，真不知是时代不幸还是个人的不幸。

王维作过一幅名画《雪中芭蕉》，在中国绘画史上争议颇多。画中，一株翠绿的芭蕉立在大雪里。

《渔洋诗话》认为，芭蕉立雪“只取远神，不拘细节”。沈括的《梦溪笔谈》援引张彦远的话，说“王维画物，不问四时，桃杏蓉莲，同画一景”。宋朝朱翌的《猗觉寮杂记》则云，“右丞不误，岭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红蕉方开花，知前辈不苟”。明朝俞弁却在《山樵暇语》说及广西就有人“亲见雪中芭蕉，雪后亦不坏也”。王肯堂则在《郁冈斋笔麈》举例替王维辩护，说“闽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横映粉墙，盛开红花，名美人蕉，乃知冒着雪花，盖实境也”。

闽中果然有雪中芭蕉，一时似乎成了以事实服人的例证。清朝俞正燮却反诘：“雪中芭蕉，虽闽广有之，然右丞关中极雪之地，岂容有此耶？”许多人都认为，无论画什么，涉及的自然环境、历史地理等都得真实。

台湾作家林清玄在《雪中芭蕉》中说，在王维的艺术法眼里，创作本来就和“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一样自然，是全然不必在乎雪里有没有芭蕉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雪中真有芭蕉为王维所眼见，是写景之作，另一种是雪中果然没有芭蕉，王维凭借着超人的想象力将之结合，为寓意之作”，即所谓“精于绘事者，不以手画，而以心画”之意。

该如何看待王维这幅画？我想，委实不能只从纯写实或科学的视角去看。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全在于艺术里的风物人情，因了艺术家个人情感和思想的灌注，本身已不再等同于原本纯粹的自然物了。《雪中芭蕉》，从科学的角度看或许立不稳，而在艺术领域，却大可以超越寒暖，傲然出世，立雪千秋。（杨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