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不能说父亲不爱他的三个儿女，但他似乎更爱水稻。

分田到户，我家分到了7亩水田，父亲好高兴。他说，有了水田就可以种水稻，就有饭吃有钱供儿女读书，能过上好日子。父亲老实本分，除了种水稻，没别的能耐。

人勤地不懒，一年收成定春播。春天里，父亲吆喝着牛细细耕田，耙平。再翻，再耙平。挑十几担草肥和发酵好的畜粪，用手一把一把撒在镜面般平整光滑的水田里。在布谷声中，父亲一手挽着盛满稻种的簸箕，一手机械地摆着手臂，把种子均匀地撒在秧田上，再用平木板一点一点抹平。那时，我是个流鼻涕的女孩，常常站在田埂上看父亲耕田、撒粪、播种。每看父亲，总被霞光刺得眼酸。

过了谷雨，父亲便披蓑戴笠，卷袖挽裤，赤脚走向田野。先是在秧田扯秧苗，捆成一小撮一小撮，用扁担挑到耕耙好的田边，用力甩到水田各处，然后便是紧张而忙碌的栽秧。父亲说，千犁万耙，还靠手指一下。栽秧不仅需要手指的技巧，还有时令的把握、底肥的施量及采光间距等。看着栽满秧苗的一块块充满生机的水田，父亲的满足溢于言表。

有一年大旱，父亲时常望着天空发呆，我跟着往上看，可天上玻璃一般，什么也没有。父亲忍不住抓住我的小手，从他那冰凉的颤抖中我第一次感受到恐惧和悲哀。水库太远，小河早已见底，父亲望向了水田中央那蓄有水的小鱼塘。他从家扛来脚踏水车，一头放在鱼塘里，一头架在水沟上，拉着我一起车水。浊水汩汩地抽上来，吐进水沟，流进田里。渐渐地，鱼塘里的鱼挣扎跳跃起来，发出“泼剌，泼剌”的哀鸣。父亲脚一软，水车哗啦啦倒回去。我看着那快要露出鱼背的鱼塘，哭了。这些鱼是我喂大的。我晓得父亲更不愿意将鱼塘车干，这个时候的鱼卖不了好价。可为了保卫水稻，父亲权衡再三，终于狠了心：车下去！

那天夜里，月光很好，父亲许久没有回来。我去找，发现他坐在田埂上，吸着烟，极惬意的样子。我正要说话，父亲摆了摆手，示意我坐在他身边。四周有不知疲倦的蛙声、绵绵的虫鸣和微微的风，还有水稻与水稻的交谈，以及大地本身的搏动。我坐在父亲身边，像他一样，虔诚地守望水稻。

水稻抽穗了，灌浆了，继而垂下金黄的谷粒。父亲站在田埂上，摘下一颗快干浆的谷粒放进嘴里，那悦然生辉的双眼慢慢眯成一条线，沾了新谷浆汁的唇也渐渐咧开，咧成耙样的宽阔。

锃亮的镰刀在稻根有节奏地飞舞，“嚓啦”、“嚓啦”，一大把一大把的水稻躺倒了，尽情舒展着它们的腰身。镰刀下，是一溜齐整的稻茬。父亲挥舞着镰刀，连贯流畅，轻松自如，仿佛一位老艺人自由地杂耍。这是七月流火的天气，硕大的太阳像一张巨大的铁弓，不停地向大地发射灼热之箭，齐刷刷地射在父亲身上。大颗大颗的汗珠在他的头上、黝黑的脊背上滚动闪烁。

打完谷，父亲又赶着栽上晚稻。就这样，播了收，收了播，一茬一茬的水稻喂养了我们的生命。

中年的父亲突然大病一场。病后的他骨瘦如柴，虚弱无力。他牵着牛去耕田，扶不住犁铧；他到田里栽秧，弯下的腰直不起来；他给水稻除草，拿不动锄头；他收割，手不住地颤抖，有时甚至被强壮的稻秆拽倒。他种了几十年的水稻，为水稻倾洒了几十年的汗水，年复一年播种了生生不息的希望，这时真的是干不动了。

父亲过世时，碰巧是“龙口夺粮”的七月天，见我和弟妹围在床前直抹泪，他喃喃地交代：“我走了。给我墓坑里搁一株水稻。”

这是父亲的临终遗言。（刘长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