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初，安徽大通澜溪街运动场旁一幢草房。

早上7时许，我睁开眼，朝门外望了一眼，吃了一惊。不知何时起，4个持枪的大兵整齐地站在了我家门前运动场的岗亭边，熹微的晨光在他们破旧的灰色军装上一跳一跳的。我知道，他们——终于打过长江了。

昨天夜里，踩着解放大军渡过长江进驻大通的脚步声，母亲带着我和奶奶，慌忙准备离开大通去青阳亲戚家。当小木船缓缓划进青通河（大通通往青阳的一条长江支流），母亲拍拍船夫铁柱的肩：“去大士阁拜一拜吧！”船在离大士阁最近的河边靠岸，母亲和我下了船。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走到寺院大门，面向大门内的大雄宝殿，默默站了几分钟。母亲的手发热了，出汗了。回到船上，母亲突然吩咐：“不去青阳，掉头回家！”她的声音有些颤。

那年我8岁，在大通天主堂一所西班牙教会办的学校念书，是个很记事的孩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一起床就跑到客厅，母亲早已在那里了，手里攥着前几天父亲从外地托人带来的信。我朝半开的大门外努努嘴，母亲勉强笑了一下，两只大眼里闪着一些忧虑。奶奶在自己的小房间，捧着一尊观音像喃喃祷告。

大约8点光景，妈妈端着一盘子刚蒸熟的米粑粑出去，一会儿又原封不动地端了回来。奶奶的眼神有些发愣，见妈妈端进端出不知何故。天主堂的大钟敲响12点时，妈妈又给士兵送了次茶水和饭菜，照旧原样端回。

我打开算术课本，却怎么也做不下去，连作业题在哪一页都翻不到，握笔的手生硬得令人无法忍受。我索性合上书本，久久地趴在窗前。4个士兵，就在离我3米远的地方肃立着，手中的刺刀闪着寒光。士兵好年轻，顶多比我大六七岁，唇上连胡须都还没有。一个士兵军帽上有个洞，是渡江战斗中子弹穿的吧？另一个士兵脸颊上方有条长长的疤痕，一定是刺刀划破的。他们的军装上满是灰尘和斑痕，赤脚穿着草鞋。

这时，军帽上有洞的士兵从身上挂着的蓝色布袋里摸了点什么，仰着脖子放进嘴里，嚼了一会儿，然后从腰间摸出军用水壶，仰脖喝了几口水。接着他蹲下，捡起刚才撒落在地上的什么东西，摊在手心吹了吹，再放进嘴里。我好奇地把上半身探出窗外，仔细一瞅，是麦子，那种炒得焦黄的麦子。

我一阵风似的跑进客厅：“妈妈，他们在吃麦子！炒得焦黄的，好可怜！”妈妈涨红着脸，突然站起：“没错，你爸信上说的对，这是为老百姓的队伍！奶奶，竞儿，我们一起动手，打开所有的门和窗户！打开！”她又交代我，大通邮局一恢复营业，就给父亲写信。我使劲点着头，夏天的阳光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后来得知，在我家门前运动场站岗的士兵，是共产党的部队。共产党，这三个字从此便牢牢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

这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党课。(何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