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根本在于“差序”，即“伦”。传统文化“五伦”的核心为“父子”，而“父子”之间的“差序”十分森严，即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儒家以父子关系规范君臣关系，从而赋予君臣关系森严的伦理差序，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传统文化的“差序”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差序”本质上是一种“人格”差序，它起源于家庭，扩展至家族，最后为封建君主政体所采纳，从而成为封建王朝的基本政治伦理规范。在封建社会，文武百官被细分为不同等级，并被赋予严格的政治伦理“差序”。古人言，“官大一级压死人”，就非常形象地表明了这种政治伦理“差序”之森严程度。

应该承认，传统“差序”伦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具有建设作用和进步意义的。例如在春秋时期，由于礼崩乐坏、群雄争霸而导致生灵涂炭，那时孔子提出“尊卑有序”的伦理“差序”主张则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不过，以“差序”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也存在严重缺陷。传统“差序”伦理将人们划分为三六九等，任何“上位”对“下位”而言都是“尊”，反之则为“卑”，“卑”者必须绝对服从“尊”者。例如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否则就是“不孝”；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王，否则就是“忤逆”；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否则就是“犯上”。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社会对这些伦理“犯罪”的惩罚非常严厉。一句“犯上”之言就可能让官员丢掉“乌纱帽”，而“忤逆”之罪更会让人丧命。“差序”伦理根本上是以“人”、而不是以“理”为标杆的，这是中国几千年“人治”制度的根源所在。

中国传统伦理以“伦”遮蔽了“理”，不利于社会公义的培育与发展，最终导致一种非常僵化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利于社会“稳定”，其实却非常不利于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社会从未走出“治世”与“乱世”交互更替的极端运转模式——一个王朝在创立之初，居上位者一般为有德有才之人；经过几代人的更替之后，上位被众多无德无才之人把持，并最终诱发社会变革。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越来越缓慢，在近现代更是被西方各国远远抛在后面，成为他人鱼肉、耻笑的对象。

现代文化的“平等”伦理

为避免传统文化“差序”伦理的弊端，现代文化确立了以“人格平等”为核心的伦理秩序。任何社会结构都必然具有“金字塔”的特征，现代社会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现代社会将个人的人格与社会分工区分开来——尽管不同人所履行的社会职责不同，但所有人的人格是平等的。既然人格平等，一个人就不必再“忠于”他人，只需“忠于职守”。

任何职位都具有社会属性，忠于职守从根本上来看就是忠于社会。而良好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是为了给个体提供良好的服务，因此，忠于职守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忠于自己的利益。通过这些逻辑链条，现代文化通过“人格平等”与“职守伦理”很好地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了起来。

在现代社会，新生命甫一诞生，就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换言之，现代社会的小孩不再是父母的所有物，而是和父母具有平等人格的社会个体。父母有监护义务，也因此享有被赡养的权利；与此同时，父母也必须充分尊重子女的权利。在政治领域，传统社会中的“官格差序”也寿终正寝，而以“忠于职守”为核心的现代政治伦理得以确立。时至今日，“人人平等”的现代文化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伦理对社会的影响

传统社会的“差序”伦理不可避免地会引导人们不断谋求更高的“位置”，进而致使整个社会形成“权势本位”的势利风气——这一风气在政治领域则表现为“官本位”的思想。“位置”本身只是为社会服务的一个平台，按理应由德才兼备者居之，而“官本位”的思维模式则将“位置”异化为一种生活目的甚至一种交易商品，使得许多职位被不称职的人们占有，导致社会僵化乃至腐败不堪。

而现代文化的“人人平等”则会引导人们形成“人本主义”的思维模式，让人们更关注个人幸福。同时，“忠于职守”又会引导人们形成“社会本位”的思维模式，让人们更为关注“社会利益”。“人人平等”与“忠于职守”两相结合，则能形成“社会（个人）本位主义”思维模式，促进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具体来说，关注个人幸福的人一方面会保护自己的法定权利不受侵害，另一方面也会自觉地在社会中寻求最为合适的职位。对于个人而言，只有从事自己感兴趣并且最为胜任的工作，才能享受到工作的乐趣及其带来的社会荣誉感。现代许多企业家的子女不愿遵从父母安排、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接班”，恰恰说明他们受到了良好的现代文化熏陶。与此同时，关注社会利益则必然使人们关注、倡导并坚持社会公义，因为只有公义才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关注社会公义，则必然反对任何人以不正当手段谋求“不义之财”或者“不义之位”，主张法治前提下的公平竞争，从而推动社会的良性动态发展。

“饭局”中的身份“差序”

可惜，仍有人未深刻理解现代文化伦理以及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在如今的“饭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饭局”一般指公务、商务上的宴请。饭局一词中的“局”字，颇容易让人联想起昔日项羽为刘邦设下的“鸿门宴”。如今，一般的饭局固然不如“鸿门宴”那样凶险，却也与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昔日“鸿门宴”，实质上是为了构建“差序”，即刘邦对项羽的“臣服”；今日之饭局，大家甫一落座，身份“差序”便已基本成型。可以说，当今饭局之要害，依然在于构建某种传统政治伦理差序。这种伦理差序一旦确立，一个利益小团体也就宣告成立。公务接待中，超标准接待之所以难以禁绝，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有根深蒂固的旧文化基础和强烈的个人利益驱动。

有人或许期望通过饭局结识一些朋友，不过，真正的友谊恰恰只有在远离利益的地方才能茁壮成长。在现代社会，结交朋友尤其必须以“平等”作为基本前提，而强调身份“差序”的饭局恰恰与之相违背。有些人乐于进出饭局，自以为交游广阔，等到退休才发现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饭局中的身份“差序”，原本就是以“位置”为核心的，一旦失去“位置”，自然也就失去了“身份”。

善于从饭局之中猎取利益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只是不明就里，随波逐流，在不知不觉中掉入封建泥潭，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现代文化所倡导的独立人格品质。当然也有高明人士，能够立足于现代政治“职守”伦理，洞穿饭局的本质。他们招待朋友，会非常小心地避免社会身份或者权力财富的干扰，避免将温馨的交流异化为显摆的饭局。他们可谓真正践行了现代文化，因而也能舒心地享受现代生活的繁华与宁静。（黎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