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公案剧中清官形象的文化透视（中）

    公案剧不但塑造了包公那样的清官，还塑造了一些秉公执法、智慧超群的良吏、能臣形象。他们当中首推河南府六案都孔目张鼎。
　　

    张鼎，《元史·世祖本纪》中记有其事。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十月，以“鄂州总管府达鲁花赤张鼎、湖北道宣慰使贾居贞并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六月，有淮西宣慰使昴吉儿入觐，言江南官吏太冗。元世祖加以肯定，又批评其他官员没反映此类情况。近侍刘铁木儿因言：“阿里海牙属吏张鼎，今亦参知政事。”七月，以“张荣实、张鼎并为湖北宣慰使”。写张鼎审案的杂剧主要有《魔合罗》和《勘头巾》。
　　

    《魔合罗》写生意人李德昌出外经商回来在路上淋了雨，病倒在古庙，托卖魔合罗的小贩高山给他家送信。高山问路恰恰问到李德昌的堂弟李文道，李文道是个胆大妄为的人，曾调戏堂嫂刘玉娘不成，怀恨在心。他听说哥哥赚了钱便起了坏心，将嫂子的住址告诉高山后赶到庙中毒死堂哥，劫走财物。等刘玉娘赶到庙里时，李德昌已不会说话，归家即死。李文道却反咬一口，说刘玉娘和奸夫合谋药死了李德昌，并以此逼刘玉娘嫁给他。刘玉娘不从，被李文道告到官府。萧令史受贿，刘玉娘被判死罪，押到府里后府尹也不加勘问便判了个“斩”。六案都孔目张鼎听闻刘玉娘哭诉后巧设计谋，于三天内查明实情，将李文道捉拿归案，为刘玉娘洗刷了罪名。
　　

    《勘头巾》写常得到刘员外接济的贫民王小二，某日与员外发生口角后随口说要杀了刘员外。恰好刘员外的浑家与太清观的王知观“有些不伶俐的勾当”，唆使王知观杀了刘员外，并取头巾回来为证见。地方官审理此案，自然听信刘妻的告诉，将王小二作为疑犯，虽然并无证据，仍然将他屈打成招。由于刘员外所用的头巾一直没有找到，负责审案的令史再次拷问王小二，王小二受刑不过，只好随口说了一个地方。有个卖草人正好在给牢里打草苫，听到了王小二的供词。王知观从卖草人处得知消息，迅速把头巾藏到王小二所招供之地。张千受令史委派取回证物，此案遂被定为铁案。就在王小二即将被处决时，张鼎进衙办事，听到王小二喊冤，有心重审此案，寻找案中的破绽，却无法解释王知观如何将头巾埋藏到位。闲谈中张鼎无心说起这衙门的屋顶加几张草苫也好，张千猛地想起那日去取头巾时，曾经遇到一个卖草人。张鼎顺藤摸瓜，最终诱使刘员外妻子说出实情，令真相大白。
 

    通过这两出戏不难看出，张鼎首先是一位爱民的良吏。他为官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或光宗耀祖，而是为民谋福、报效社稷。他认为：“人命事关天关地，非同小可。古人云：‘系狱之囚，日胜三秋。外则身苦，内则心忧。或笞或杖，或徙或流。掌刑君子，当以审求。赏罚国之大柄，喜怒人之常情；勿因喜而增赏，勿以怒而加刑。喜而增赏，犹恐追悔；怒而加刑，人命何辜？’”这正体现出中国古代正直官员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断案赏罚的公平性不可因官吏好恶而随意增减。唐代政治家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就对唐太宗建议：“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张鼎正是这种为官理念的实践者。他主动请缨，重审刘玉娘的案子，这是刘玉娘自招过、画了押，又是府尹批了“斩”字的案件，足见重审的难度和他的“不识时务”。如果从官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保己“潜规则”来说，张鼎是愚拗者，但他是民众理想良吏的榜样，故他能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民申冤。在《勘头巾》中，张鼎有这样一句唱词：“受苞苴是穷民血，便那清俸禄也是瘦民脂，咱则合分解民冤枉，怎下的将平人去刀下死！”所以，张鼎能救民于危难，解民于倒悬，为王小二、刘玉娘这些善良的弱小者主持公道，同时又使那些祸国殃民者尽落法网、得到严惩，体现出正义的强大力量。
　　

    其次，张鼎刚正清廉，断判冤案完全是出自良吏的社会责任感，而不像污吏草菅人命，以求贿赂。张鼎“从来甘剥削与民无私”，府尹也承认他“刀笔上虽则是个狠偻罗，却与百姓每水米无交”。《魔合罗》里，萧令史收了李文道五个银子就把刘玉娘屈打成招，判为死罪。在这个十足的贪官污吏的反衬下，更显出张鼎的刚正不阿。
　　

    第三，张鼎智慧过人、明察秋毫，善于从案件的细枝末节发现疑点，深入勘察，推断案情逻辑严密，调查取证细致入微，审讯疑犯准确有理，往往能抓住罪犯的心理特点诱其供出实情。
　　

    除张鼎外，王翛然也是杂剧中清官能吏形象的一个典型。他是金皇统二年（1142）进士，是当时的一个清官，所以杂剧作者也喜欢将审案故事附会在他身上。写他审案的剧作主要有王仲文的《救孝子贤母不认尸》和萧德祥的《王翛然断杀狗劝夫》。尽管这两出戏重点反映的其实是家庭伦理关系，前者歌颂“母贤子孝”，后者赞扬“嫂贤弟悌”，但仍能表现出清官能吏的公正无私。王翛然可贵的是他对百姓冤苦的理解，对贪官污吏恶行的反省，因而他更具人性味。他审案非常注意，绝不妄下结论。他告诫令史：“但凡刑人，必然尸亲有准伏，方可定罪。”在《救孝子贤母不认尸》中，他看着杨谢祖，“一个寒儒，怎犯下十恶大罪？方信道日月虽明，不照那覆盆之内。我为甚重推重审？却不道人性命关天关地！”正是出于对生命的关注和重视，他才不怕麻烦，为民申冤，惩恶护善，这正是公案剧中清官良吏的可贵之处。
　　

    还有《延安府》中的廉吏李圭，也是正直之官，他决不做谄佞之徒：“咱人要一生谄佞，枉负了七尺身躯。”他以除奸革弊、秉正公直当做自己的为官原则，不畏权豪势要，处斩了调戏民妇又害人性命的葛彪，免了其姐夫庞绩的官，将监军葛怀愍也充了军，为民做主，大快人心。
　　

    可以说，在这些为官清正、惩治奸恶、忠君爱民的清官能吏身上，闪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光辉，他们是艺术家和广大民众根据心中的美好愿望所塑造的理想化的人物，是中国文学画廊里最精彩、最具有人性的形象之一，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高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