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公案剧里的清官形象，第一当属包拯。元杂剧里写包拯的戏有《蝴蝶梦》、《鲁斋郎》、《后庭花》、《生金阁》、《灰阑记》、《留鞋记》、《合同文字》、《神奴儿》、《盆儿鬼》、《陈州粜米》、《张千替杀妻》等，在这一人物身上，融入了广大人民渴望清明政治的美好理想，他是人民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清官模式所设计出的形象。

    老百姓之所以选择包拯，当然也是因为他本身确实以清廉刚正著称，积极参政，为民众做了一些好事，受到百姓的怀念。但是元杂剧中的包拯，已经不等同于宋时的包拯，他是经过艺术家和民众不断地想象加工、丰富和理想化了的清官形象。尽管剧作多称为宋时事，但实际展示的完全是元代的社情民意。

    为官清正、不畏权贵的高尚品行

    元蒙统治者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几乎无法制概念，皇亲贵族为所欲为，贪官污吏贪赃枉法，土豪无赖横行霸道，广大民众受尽欺凌。因而，百姓企盼清正之官能铲除权豪、为民伸张正义，《鲁斋郎》、《蝴蝶梦》、《生金阁》、《陈州粜米》中的包公正是这样的清官。

    《鲁斋郎》里的鲁斋郎、《蝴蝶梦》中的葛彪、《生金阁》中的庞衙内、《陈州粜米》中的刘衙内以及他的儿子、女婿，都是权豪势要之徒，他们骄横恣肆、欺压良善，又享有“打死人不偿命”的特权。面对如此嚣张的特权人物，包公毫不畏惧，与恶势力周旋，最终铲除恶人，为民申冤平反。

    如“智斩鲁斋郎”，鲁斋郎表面上仅仅是一个主持祭祀的小官，实际上他是受皇帝恩宠的朝廷要员，因此他才能任意霸占人妻。对待这种人，在皇帝就是法的封建专制社会，要靠正常的法律程序来惩治他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包公只能“智”斩。他把“鲁斋郎”三个字改为“鱼齐即”，罗列其罪行上报，得到皇上批复“斩”字后再加笔画，把恶人押上了断头台，巧借圣旨之威，为除奸去恶找到“保护伞”，从而实现了现实生活中小民那种“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龙孙帝子打杀人要吃官司”的理想，充分体现出民众对清官的崇敬之情。

    断案精明、主持公道，是人民智慧的集大成者

    包公戏中的包公形象承载着广大人民希望法制公平的美好愿望，在法制不健全的元朝，人民只能希望为官者凭借超人的智慧惩治恶人，帮助善良的人们。因此，剧作者把人民大众的智慧都聚集在包公身上。

    《灰阑记》堪称这方面的代表。剧写张海棠因贫穷被迫为妓，后嫁富户马员外为妾。马正妻与州衙赵令史私通，为独霸家产，二人谋划将马毒死，嫁祸于海棠，又抢夺海棠之子。海棠与马正妻吵到官府，赵令史买通街坊邻里出面作伪证，说孩子为马正妻所生，又将海棠屈打成招，承认毒死丈夫，问成死罪，押解开封府。包拯接到申文，重新审理，画地为圈，放孩子于圈内，让海棠与马正妻各拉幼儿的手，谁拽出孩子便是谁的。海棠恐伤子不忍用力拉扯，因而马妻拽出。包公据此判明案情，将奸夫奸妇凌迟处死，海棠母子团圆。包拯巧妙地运用人情可推的道理，轻易断出谁是生母，表现了他过人的智慧。

    爱护民众、体察民情，具有人情味

    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不仅仅是威严公正、铁面无私的判官，还是温和仁爱的清官，当然这是他对弱小、善良民众的一面。在元代政治法无定守、法多有弊的现状中，儒臣往往重情胜于重法。儒家一贯以德化为主，提出“德主刑辅”，“以经决狱”。因此，元杂剧公案剧里的包公也往往以“律意虽远，人情可推”（《灰阑记》）作为断案的准则。

    如在《鲁斋郎》里，包拯出于仁爱之心收养李四和张珪的儿女；《蝴蝶梦》里，包拯被王家母子有情有义、敢做敢当的精神所感动，于是找了一个与本案无关的罪犯作为替代，救了王三的命。特别是《留鞋记》，是包公戏里很有新意的剧作，展现的完全是包公思想中重情感的光彩面。它既是一出公案剧，又是一出很美的爱情剧，歌颂了秀才郭华和卖胭脂的少女王月英的自由爱情。郭华因爱上王月英而常去买胭脂，王月英也爱上郭华，二人约在元宵夜到相国寺相会。当夜，郭华因醉酒在相国寺里睡着，王月英推不醒他，无奈将一只绣鞋、一块手帕放在郭华怀里离去。郭华醒来后发现鞋与手帕后悔不已，吞帕自杀。郭华的仆人发现郭华死在寺中，便扭送和尚到开封府告状。包拯根据绣鞋捉拿了王月英。王月英说出实情后到相国寺寻找手帕，见郭华口边有手帕一角便扯出手帕，郭华复活。于是包拯成全了一对有情人：“今日个开封府断明白，合着你夫和妇永远团圆。”此剧中，包拯成了捍卫年轻人自由爱情的保护神，从而使其成为真、善、美融于一身的完美形象。

    包公文化的现实精神

    从元以后，包公戏长久不衰，直至今天的舞台影视。据不完全统计，元明清三代写包公的戏竟有31种之多。近世《京剧剧目初探》里也有34种包公戏。这些故事大多没有史实依据，是人民群众的想象和创造。它们的共同之处是突出包公的正气、勇气和灵气，包拯往往并不是戏剧的中心人物，只是在剧情达到高潮时作为解决矛盾的关键因素而出现。

    从古至今，包公戏虽然千变万化，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正义和公正的象征。他执法如山，秉公断案，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上在人世间，下到阴曹地府，违法必究，铁面无私。艺术中的包公，实际上是老百姓心中的包公，包公形象已成为中华民族灵魂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了老百姓心灵的寄托。在生活的风雨中，人们需要诉冤说理的地方，就有开封府的大门为他们敞开；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人们期望有敢于主持公道的人，于是就有包青天昂然端坐在大堂之上。 千百年来，包公从朝廷走向民间，从历史走向生活，从现实走向艺术，从古代走向现代，是广大人民群众一种共同心理的产物，一种普遍愿望的表达，一种集体意志的倾诉。在人民心中，没有比正常的生活秩序、安定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了，但安定的生活环境是需要强有力的法和强有力的执法者来维护的。而包公，正是这样一个代表着王法、代表着公理、代表着人情的形象。因此，在文艺作品中，无论是皇帝王侯身边威武庄严的包公，还是置身于平民百姓中谈笑风生的包公，这个形象的核心内涵和价值作用是一致的：有包公在就有天理在，有包公在就有公正在，有包公在就有人情在。这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给予包公的历史评价。

    正因为如此，只要人们对惩恶扬善、正义公道的渴望还存在，包青天的价值和魅力就不会衰弱，包公形象在艺术中就不会消失，影视舞台上的包公戏就唱不完，演不完。（作者：高益荣 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