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1日清晨，我被手机铃声惊得差点滚落床下。电话那一头，二弟语气低沉地告诉我：父亲突然去世。刚挂断电话，随即，一条“父亲今晨去世，速回”的短信也跟了过来。一时，我竟张皇失措，不知所以。

    父亲离开我的这一年里，我常常梦见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不言不语。大姐说，那是我对父亲感情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我总觉得，一定是父亲还有什么话要叮嘱我。我一直认为，父亲不仅给了我躯体筋骨，还以他的言传身教，给了我精神灵魂，是他平凡而充实的一生引领了我的人生航程。

    父亲是被下乡干部发现、培养，然后才参加革命工作，并最终成为党的人。这一过程充满曲折和传奇。对父亲而言，成为党的人至关重要，这表明，他和时代是同步的。极左年代，讲究“知人论世”。爷爷的成分是小商人，外公的成分是小地主，这就注定了父亲要成为党的人将比别人背负得更多，背负得更重。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晚上，父亲一进门就跟我说：“今天，组织上找我谈话了……”多年以后，当组织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才深切地感受到父亲彼时跟我说那番话的心情。

    父亲的一辈子全都奉献给了农村供销合作社事业。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供销合作社遍布中国最广袤的乡村，担负起发展农业生产，服务“三农”的重要任务。中国农村的实情，决定了农村供销合作社点多、线长、面广，条件差、工作苦的特点。打我记事起，就很少见过父亲。他常年驻扎在供销合作社的某一个点上，多是奔波在下乡的田间路上。有一年，我跟随母亲，坐着小木船，逆湘江而上，到一个叫白水的镇子去看父亲。白水是一个水陆码头，交通要冲，明崇祯十年，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乘船到过那里。那几天，父亲一如往常，白天卖货发货，晚上记账盘点到很晚。我上学以后，父亲调回到镇子上离家只有几百米远的供销点，但还是住在单位。他的房间既是办公室，又当卧室，还兼库房，堆满了香烟和牙膏、毛巾等物品。我闻着满屋的香烟味写作业，等待父亲很晚回来才一同睡。寒冷的冬夜，我在冰凉的被子里瑟瑟发抖，父亲就用他柔软的手温暖我的双脚。

    父亲相当内秀。尤其算盘打得好，可以左右开弓。五根手指头在算盘上起伏，算盘珠子就噼噼啪啪地跳起舞，唱起歌。我打算盘就是父亲教会的。父亲工作认真负责，账记得清，货理得好，领导满心喜欢他，哪里的工作踢不开了就调他过去。父亲服务热情，业务精通，待人实诚，四乡八里的农民朋友都愿意和他交朋友。他结交的都是贴心的泥腿子朋友。

    父亲对钱有清醒的认识。他当营业员、当业务员，经常跟钱打交道，几十年来，没有在钱的问题上犯过糊涂。改革开放初，在南方的乡村，已经出现了推销员的身影。那时候，父亲是采购员，有进货权。经常就有操广东口音、江浙口音的推销员来家里找父亲。推销员一般是先来送货，后来结账。按当时的惯例，结账的时候是要给提成的，每次，父亲都推掉了。在当时，关于提成既无法律规定，也无政策规定，一切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父亲说，要是拿提成的话，我们家早成万元户了。但那钱拿不得，不踏实。

    父亲重视文化学习，喜欢看书看报，从心眼里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人。我们兄弟4人，我和二弟上了大学，他很有光彩，逢人就说：“我家两个大学生。”父亲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和天下的父母一样，是望子成龙又恨铁不成钢。哥哥学习吃力，父亲常体罚他跪搓板砖头，有时还拿棒子打。打完后，父亲又心疼得流眼泪。大弟初中毕业就帮着家里做小生意了，父亲觉得亏欠他，但又不满意他打牌小赌，总是给以脸色。

    父亲一生克勤克俭，晚年退休了也闲不住，总要找点事做。我很少关心父亲，偶尔给买的衣服他都放着，舍不得穿。母亲去世后，父亲在镇上找了一处临江的房子住下，每日轧面条卖。其实也挣不了什么钱，有时收个一张百元假钞，一个月就白干了。父亲有退休金，还过得去，图的就是一个乐。父亲自己搞创造发明，把机械轧面机改成半自动轧面机，节省了不少体力。邻居看了都夸他能。

    父亲古道热肠。乡里乡亲的，都知道我在纪委系统工作，有什么不平事就来找父亲。认识的不认识的，父亲都认真接待。不仅要做思想安抚工作，还要用自家的电话打长途，用快件寄材料，花了不少钱。父亲说，乡亲们不容易，受了委屈，总要找个说理的地方吧。

    父亲关心国家大事。他天天看新闻联播，上头有什么政策，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他有时会在电话里，和我探讨一些问题。他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头的政策到下头来就不执行了呢？”我只能好言劝他，多多休息。

    父亲多才多艺，会唱京戏，会拉京胡。听说父亲还在地方剧社里演过角。我没有见过，但我听他清唱过。我仿佛记得父亲跟我说过想到北京听一场京戏。建国50周年大庆的时候，父亲随二弟来北京，我竟然没有想到陪父亲去长安剧院看一场京戏，这让我懊悔不已。

    关于父亲的突然离世，其实是有征兆的，只是我太疏忽了。

    前年初，大姐打电话的时候，要我春节一定回家看看父亲。往年，大姐很少提这样的要求。2010年2月，快到年跟前，我突然有了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请了假，匆匆回到家乡。那是我2001年为父亲过完70岁寿辰，时隔9年后第一次见到父亲。第一眼，我竟生出强烈的陌生感。眼前的父亲头发灰白，两鬓染霜，须眉稀疏。我的心一沉，父亲垂垂老矣！

    第二天清早，父亲像牵着小孩子一样领着我看山看水看田地。山是我小时候放牛常去的山，名叫庙山岭；水是我常去游泳的湘江河，捉鱼摸虾的小溪；田地是我白天钓蛤蟆晚上抓泥鳅的水稻田和割草浇菜的自留地。一路走来，父亲不停地喃喃：“变了，都变了。”

    确实，那曾经种满小麦红薯、四处长满杂草灌木的庙山岭，已经光秃秃的，像老人的平头；那水流充沛、两岸青翠、小火轮呜呜、渔歌唱晚的湘江河已经因挖沙破坏了河床，在江心形成了一条分道线；原本清澈见底、小鱼儿优游的河水也变得有点浑浊了；那为我提供果腹口粮和蔬菜的田土都变成了宅基地，被划成了一块一块的方格，浇上了水泥……

    除夕的夜晚，我和父亲对坐吃饭，没有喝酒。原因是我在另一场饭局上喝多了。我看出父亲些许的遗憾，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喝两口的。默默地收拾停当后，父亲罕有地跟我聊起了早年他参加工作的情况，直到夜深，才各自上床休息。屋里阴冷，难以入眠。我几次听见父亲咳嗽，心中隐隐不安。辗转反侧间，我突然有了表达的冲动，但找不到宣泄口。

    正月初四我要走，父亲说，不差这一天，过完生日再走吧。其实他知道我机票已经订好了的。车子来了，我忙着跟兄弟姐妹道别，然后匆匆上车。等汽车发动，我探头找寻父亲的时候，看见他手里拖着一挂鞭炮慌里慌张地点着了。鞭炮在地上炸开，纸屑火光四溅。父亲全然不顾，拖着冒烟的鞭炮在车后追跑，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回京后，我将探亲之行吟成《庚寅回乡过年》诗一首：

    少小离家廿五年，归思最是在江前。

    昨晨山上哭慈母，今夜明堂会众贤。

    鬓角白毛催父老，乡间万象叹时迁。

    弟兄姐妹相逢笑，执手先问可安然。

    诗到第五句就吟哦不下去了，后面的几句一直到六七月份才凑齐，8月旋即传来噩耗。也许是我一语成谶？（王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