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组织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挽救了我和我的家庭。”近日，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县级干部郭某接受“约谈”回访时，一开口就哽咽了。

　　推进约谈常态化是贵州省进一步压实各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积极推动执纪理念、路径和方式转型升级的举措，通过层层设防，促进了“森林”健康，营造了良好政治生态。

　　以推进“四类约谈”为抓手　使咬耳扯袖成为常态

　　在走访时，听到群众议论世纪城社区存在乱收费的情况，贵阳市观山湖区纪委负责人立即约谈了该社区党委书记。通过自查，不仅发现了群众议论的问题，还发现了另外三个违纪问题，涉嫌违纪的干部到区纪委主动说明情况，第二天就上交了11万元违纪款。

　　听到反映就问一问，“闻风而动”的约谈，在全省已经成为常态。

　　2016年3月，省委出台《关于深入落实“两个责任”推进干部约谈常态化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预防提醒谈话”“询问示警约谈”“纠错诫勉约谈”和“问责处分约谈”等四种形式和各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的责任，让约谈制度化。

　　在约谈的组织实施中，注重把握“三个环节”，规范约谈工作：认真甄选约谈对象，按程序报批，确定主谈人，做好约谈准备；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约谈实效；采取按20%左右比例抽查、回访等方式进行复核，打“回马枪”保障约谈质量。

　　“四类约谈的核心是实现层层设防，使咬耳扯袖成为常态。”省纪委负责人介绍。“不让一名党员脱管，不忽视小瑕疵小毛病，抓紧每一次教育挽救干部的机会。”

　　层层压实“两个责任” 使管党治党责任落细落实

　　“根据巡视、信访举报等了解掌握的问题线索，要求实事求是地把反映的问题讲清楚。”2015年8月13日，贵州省委和省纪委主要领导约谈省管干部的新闻画面震动了全省党员干部。

　　通过省委主要领导的示范带动，省委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对分管和联系部门、单位有反映问题线索的一些省管干部进行约谈。

　　全省各级党组织按照“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原则，根据省委的实施意见出台了实施办法，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各级党委书记既直接参与约谈，又高度重视对约谈工作的部署和推进。2016年，全省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共有54862人（次）担任主谈人开展约谈。

　　“通过向下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督促下级党组织直至基层党支部看到苗头就去提醒，听到反映直接过问，存在问题及时查处。”安顺市委书记曾永涛表示，常态化约谈的制度设定，为压实主体责任提供了保障。

　　省纪委监察厅两次专题集体约谈省直有关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人，要求对落实“两个责任”不力、推进约谈常态化走过场的，严肃问责。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约谈常态化作为落实监督责任的重要内容和抓手，细化和规范约谈流程，对本地区开展干部约谈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督促各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构开展约谈工作。

　　2016年，全省共有12个党组织、328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纳雍县原县委书记因管辖范围内连续发生多起严重违纪违法问题、黄平县财政局连续三任党组书记和现任纪检组长因下属贪污巨额资金受到责任追究。

　　统筹考虑“四个要素”分类处置 “四种形态”特征显现

　　黔西南州水库生态移民局副局长黄某某走出市纪委领导办公室时，一直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如释重负。在约谈中，黄某某不仅实事求是回答陈述，还主动交代组织未掌握的一些违纪问题。州纪委根据其违纪情节、性质和认错态度，依纪依规从轻处理。

　　“通过约谈，让那些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走上歧途的党员干部知纪明纪、认识错误、迷途知返。”省纪委负责人指出，既要坚决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又要让相信组织、有问题的同志看到出路，解开“疙瘩”，卸下“包袱”。

　　“约谈后，统筹考虑‘时间节点、问题性质、认错态度、群众口碑’等四个要素，依纪依规、宽严相济对问题干部进行恰当处理。”省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

　　对于确实有违纪违规方面的问题，但主动讲清，特别是主动说清组织未掌握的违纪事实、主动上交违纪所得、并且主动作出深刻检讨的，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从轻处理。对有问题不承认、不讲清、不讲全的，一旦查实，依纪依规从严处理。

　　2016年，全省各级党组织多形式多批次共对22余万人（次）开展预防提醒谈话、询问示警约谈9512人（次）、纠错诫勉谈话9086人（次）、问责处分约谈5710人（次）。

　　在推进约谈常态化的同时，高悬惩治贪腐利剑，以严厉惩治极少数来教育警醒大多数，保持正风反腐高压态势。2016年，严肃查处了黔南州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高金林，毕节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罗建强，铜仁市委原常委、副市长杨德华等一批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目前，全省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结构性特征已显现。2016年，全省共处分11881人，重处分3013人，移送司法机关534人，4492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组织说清问题。（贵州省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