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就《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意见，首次拟就机关事务管理设立行政法规。条例明确了节约、公开、反对奢华并接受公众监督的原则。对于公众关注的“三公”经费，征求意见稿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纳入预算管理。中央政府今年首次公开了去年“三公”经费的总额，此后各部委公开了“三公”经费去年的决算和今年的预算，个别省也按照中央政府和部门的做法进行了公开。现在，国务院法制办更进一步，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均予以公布，这说明，“三公”公开有可能成为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政府自发的开明行为。

    既然是责任和义务，那么社会就可以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并进行有效监督。只要监督到位，“三公”经费的使用就可能得到有效遏制。然而问题是，国务院法制办的该条例能不能得到最终通过，会不会遭遇体制内暗流的猛力阻击？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当年，《反腐败法》预备出台之时，轰轰烈烈，民间翘首相盼，结果实践证明胎死腹中。为什么？应当承认，党内已经出现了既得利益者集团，这些集团出于维护利益的需要，对任何有损他们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制度都竭尽所能地予以阻止、虚化。国务院法制办对“三公”经费的新的制度性规定，必然会遭遇阻击，能不能顺利出台，尚须用实践来证明。此是其一。

    其二，即使条例顺利出台，在施行过程中会不会遭遇执行难、阳奉阴违等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在“三公”消费方面是一个敏感词，有的地方强势领导更是说一不二，把这些内容公布出来，会不会惹恼地方领导，他们采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比如曾经施行的政务公开，在很多地方就遭遇了或明或暗的抵制，最后公布出来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政令难出中南海”的执行困境，是有可能在“三公”消费领域重现的。该警惕的我们仍然须给予高度警惕。

    其三，即使地方政府配合性地进行了“三公”消费的公开，导致这些公家消费下降，但他们会不会为了保持高标准，把“三公”消费的成本向民间尤其是向当地企业转移？近年来，国有企业、省属企业、市属乃至县属企业都几乎成了某些领导干部的提款机，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这些企业在当地经营，人事权也常常被地方领导掌握，难免需要配合地方领导的需要，公办企业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财务漏洞。在进行“三公”消费公开的同时，能不能也对公办企业的消费情况也做一个统计呢？

    其四，个别地方政府有无可能通过账外账进行曲线消费？从过往历史来看，有的地方政府搞过“小金库”，这些“小金库”未必是通过税收手段，而更可能采取杂费形式或者向民营企业谋取。如果“三公”消费变成了隐性消费，财政上是获益了，但民间可能就倒霉了。民营经济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能不能获得大的发展，还需要看各地的经营环境。他们更多的是需要减税，而不是加赋，如果因为苛捐杂费的原因让企业负重前行，又不得不行，则必然让企业只是苟延残喘，难以做大做强。

    问题是很多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创造性地加以解决，能不能对“三公”消费给予有效约束，堵住阳奉阴违的口子，堵住各种变通的口子。也需要强化人大在此方面的话语权，让人大代表能够切实有效地看懂预算，决定预算。如果像以前一样，让人大代表看不懂预算，投票时不明就里，这个“三公”消费公开的力量就必然大打折扣。此外，还应当强化舆论对“三公”消费的监督，在此方面可以适当进行报道尺度的放开。也只有让体制内的监督力量和社会监督力量互相结合，才能够让“三公”消费真正明明白白，从而清清白白。（作者系南方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