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正式成立北京市预防腐败局。继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后，上海、湖北、湖南、河北、河南、四川、宁夏等省区市陆续成立预防腐败局。

　　
    昨日，反腐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预防腐败局的纷纷成立表现了我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决心，健全反腐败立法已成为当务之急。

　　
    解构

　　
    防腐局着重政策制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8月30日在北京市观摩一些单位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情况，出席全国加强廉政风险防控规范权力运行现场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总结实践经验，坚持改革创新，扎实推进加强廉政风险防控、规范权力运行工作，不断取得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新成效。

　　
    胡星斗告诉记者，各地预防腐败局的成立是为了完善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加强对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综合规划，实现重点突破。其加强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和预防腐败政策研究的职能，一定程度上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凸显政府加强反腐力度的决心。

　　
    “加强官员廉洁意识和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只是反腐败的一方面，预防腐败局本身可以说是一个研究性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等工作，与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门、反贪局等部门相互呼应。”胡星斗说。

　　
    局限

　　
    并未实现全权独立

　　
    2009年2月，中央纪委领导提出要在条件成熟的省区市成立预防腐败机构，甘肃省预防腐败局成为全国首家省级预防腐败局。此后，上海、湖北、湖南、河北、河南、四川、宁夏等省市相继建立省级预防腐败局。

　　
    按照中央的规定，国家预防腐败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在监察部加挂牌子，局长由监察部部长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下设办公室，该办公室日常工作由中央纪委监察部预防腐败室承担。目前各省(区、市)级预防腐败局局长均由当地纪委副书记或监察厅厅长兼职。

　
    “省市成立预防腐败局是反腐重心由中央向地方推移的表现。但是我认为，目前成立预防腐败局还是沿用了传统的路线，部门并不独立，因此省级地区设立预防腐败局还可行，地市级则有受到更高级行政命令干预的风险，是否设立要经过周密考量和商榷，如果效果不好，还会分流一部分财政反腐经费。”胡星斗说。

　　
    “相比较之下，香港廉政公署由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三个部分组成，分别分管调查、预防和教育工作，对抗贪污。廉政公署全权独立处理一切反贪污的工作，独立于警队及政府架构，廉政公署专员直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负责。”胡星斗表示，这种垂直领导模式权力大、级别高，能将反腐力量集中，直接查账，效果很好。

　　
    “如果有了相关立法，就可以通过透明行政，看得见‘阳光财产’，加大对腐败的预防。”胡星斗说。

　　
    前瞻

　　
    《反腐败法》酝酿出台

　　
    胡星斗认为，现代反腐败制度，重视的是事前、平时和过程的监督，而不只是事后追究和惩罚。中国反腐机制缺的是公开行政、透明决策、问责弹劾、新闻独立监督、司法独立审判、独立审计、权力制约等一系列制度的支持。

　　
    “最近几年我国加大了预防腐败的力度，但是腐败行为并没有减少减轻。不是说有了预防腐败局就能完全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因为其反腐研究和教育的职能决定很大程度上是‘软指标’，是否有立法层面的保障才是关键所在。”胡星斗说。

　　
    2007年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也就是在这一年胡星斗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法(专家建议稿)》或称《反腐败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反腐败法》就被人大确定为一号议案。对于我们起草的《反腐败法(专家建议稿)》，全国人大法工委还是认可的，他们也给予了明确回复，表示在研究考量过程中。”胡星斗认为，预防腐败局的纷纷设立也可能是《反腐败法》酝酿出台的前奏。(驻京记者 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