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犹如一串符号，至于我，前半生已经画上句号，下半生还将是个问号。‘贪’字让我迷失在人生征途，跌得头破血流，落得如此下场……”桐庐县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总站原站长徐君良的忏悔，字字泣血，句句带泪，悔恨之情跃然纸上，让人唏嘘不已。

2018年3月29日，桐庐县人民法院对徐君良私分国有资产罪、贪污罪一审判决，徐君良因私分国有资产罪和贪污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处以罚金二十一万元。

无知无畏，设小金库私分国有资产

回顾徐君良的成长历程，曾是一名积极进取的有志青年。早年出身贫寒，父亲早亡，他与母亲、姐姐相依为命，通过努力学习，考上了浙江林业学校，毕业后顺利分配到县林业局下属事业单位瑶琳镇“第二林场”工作，按他自己话来说，是跳出了“农门”。2009年5月，在“第二林场”踏踏实实工作近20年的徐君良，被调任至县林业局下属县森林病虫害防治站任站长，算是攀上了事业的小高峰。

从默默无闻的林场普通工作人员华丽转身成为“一站之长”，徐君良的心理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到任之后，他就琢磨着要为下属做点事，赢得大家的认可，树立自己的威信。细细斟酌后他觉得搞好福利是最直接的方式。

与时任副站长、单位出纳等人商议并得到大家一致同意后，他们便开始了设“小金库”私分国有资产的操作。通过虚开多开森林抚育、病虫害防治项目发票，虚报多报测报费，从单位账户上套取资金作为单位的“小金库”，并以发放职工福利等名义将“小金库”进行私分。

当第一笔钱打到“小金库”账户时，徐君良除了隐隐的自豪外，还有一丝微微的担忧，可这样的担忧只是一闪而过。徐君良认为私设小金库是林业局和森防站都心知肚明的事情，而且别的单位或多或少也存在，“法不责众”的心态让徐君良和其他同事决定铤而走险。徐君良在下属和同事的崇拜和夸奖声中慢慢地忘却了担忧和法纪，在享受小金库带来“好领导”的名声时，他也切实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福利。短短几年时间里，他伙同他人共套取国家资产多达200余万元，其中40.84万元以单位名义以过节福利等形式被私分。2014年8月，得知自己即将卸任森防站站长，徐君良毅然将“小金库”内仅剩的17.7万元瓜分一空。(案发后上述违纪违法款项均予以追缴)

为了不留把柄，徐君良每年都要仔细核对“小金库”的收支账目，在确保出入无误后，一次性烧毁当年所有的财务凭证。一年又一年的火，烧毁了违法违纪凭证，却将徐君良的贪婪之心越烧越旺！

任性用权，大搞权力变现

“到新岗位之后，由于缺少监督和制约，我的私心和贪欲日渐膨胀，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不断扭曲，最终迈向了不可挽救的深渊。”2014年8月，徐君良调任桐庐县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总站(以下简称林政总站)站长。初到林政总站，徐君良便惊奇地发现站里的同志们很少过问他人的事，单位的事也基本他一个人说了算，可以说，虽然离开了集体作战，但他的制约更少了。

由于缺乏监督制约，在森保站工作期间，徐君良慢慢地养成了任性用权的习惯，屡屡“染指”工程项目，大搞“权力变现”。一方面“出于私心”不断向业务公司索取“协作费”、“好处费”；另一方面“优亲厚友”，要求业务单位分包、转包给其亲戚所在的中介机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出于亲情关系，想尽可能帮亲戚多拉点业务”。

到森保站没几个月，徐君良便开始插手项目推进。在桐庐县湿地保护规划项目实施过程中徐君良频繁跟业务经理接触，2014年12月直接向该业务单位索取2万元的“协作费”。为了掩人耳目，他要求业务单位先将钱转账到其外甥所在的中介机构，再由其外甥将钱转到自己名下。资金周转多次，实际上是通过伪造一个合理化的名目，来掩盖自己违纪违法的事实。故伎重施，在森保站期间徐君良多次利用其站长的身份，以森保站需要“工作经费”、“协作费”、“调研费”为由为自己谋利。

不廉则无所不取。一次又一次的好处费让徐君良胃口越来越大，贪欲越来越膨胀，完全脱离了正轨。

2016年下半年，县森保站需采购林业调查信息采集系统，徐君良与相关公司事先商定好采购总价为52万元，但在实际招标环节却动了“歪脑筋”，要求对方按照66万元进行投标，其中差价14万元归自己所有。为了瞒天过海，徐君良还通过亲戚名义与中标单位签订虚假技术服务合同，待款项到位后再进行转移。最终，这14万元也被徐君良“收入囊中”。

与徐君良长期共事的一些同事都评价他业务好、脾气好，是一个能干事会干事的人。但是常言道，“能而不廉，祸患不远”，能人滥用了权力、用错了能力，就会走入歧途。

执迷不悟，错失多次救赎机会

心存侥幸，让徐君良在自我沉沦的路上越走越远，错失了组织给他的多次挽救机会。

2013年，与徐君良相识一位上级领导因违纪违法问题被查处，因牵涉个别问题徐君良被组织请去谈话。那是徐君良第一次被组织约谈提醒，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是觉得上级领导“风头不好，自己倒霉”，继续留用“小金库”。

2016年1月，徐君良列入拟提任县管干部考察对象。考察期间，有人反映徐君良多年前向上级领导送礼一事，因举报问题被查实，徐君良与更进一步的仕途失之交臂。在面对纪委和组织部相关领导谈话提醒时，他仍然无动于衷，心想着“看我要提拔，有些人很嫉妒，这才把上级领导的事情翻出来，让我受牵连。”在谈话过程中，他心中一直“愤愤不平”，乃至把组织的提醒和关爱完全当“耳旁风”。

2016年下半年，有人反映徐君良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等问题，县纪委再一次对他进行谈话提醒。面对组织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教育、挽救，他始终执迷不悟。而且，当年农林系统发生了重大腐败窝串案件，面对“身边人”因腐败被查，一个个身陷囹圄的状况，徐君良依旧没有自我反省，反而更肆无忌惮去贪污受贿。“在当时那种情形下，在高压之下，我还伸手贪污14万元，说明我真是胆大妄为。而且，我家境殷实，根本不缺那点钱，但我还是伸手了！”留置所姗姗来迟的忏悔掺杂着血泪，但当时的徐君良并没想到后果，而是想着多捞一笔是一笔。

2017年10月10日，徐君良被组织约谈说明小金库相关问题，他没有认识到，那是组织给他最后的挽救机会，仍然对组织的提醒置若罔闻，想着对抗审查、企图蒙混过关。

侥幸心理让他一次又一次将组织给予的挽救机会拒之门外。正如徐君良在忏悔录中所写：“是我心存侥幸、患得患失，而错失了一次次‘救赎’机会，我自作孽不可活！愧对组织对我的教诲和挽救！”

到了留置场所后，徐君良的思想认识和对待组织审查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从一开始谈话时的“负隅顽抗”、执迷不悟到后来的主动配合调查，交代组织尚未掌握的违法犯罪事实。他含着泪水忏悔道，“是我的贪念，让我缺失了对国家法律法规、对公权力的敬畏之心，致使自己一步步滑向贪欲的深渊。现在为时已晚、错已铸就，只有付出代价来还！”

  (杭州市纪委监委)